編輯描述：：來源：保險文化　　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。治亂者必出重典，以人事法制為先。時勢造英雄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　　當今的保險江湖，市場上看似風平浪靜，主體內卻是風起云涌，波譎云詭。人事代謝之下，有形勢所迫，有權利所爭。集團航母或是公司小舟，又有誰能掌舵，誰主沉浮？　　隨著內外部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，中國保險江湖正發生著一系列從頂層設計到公司治理的深刻變化。　　大亂之勢，金融航母何所向？　　當今之世，大國之爭。中美貿易戰持續，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不穩定因素。時美國指責中國經濟以國有為主力，在國際競爭之中占盡優勢。　　又隨著政府機構改革持續推進，金融監管政策轉向，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之下，信貸政策持續收緊，“國進民退”之論再起。　　信貸數據表明，從增量信貸來看，2016年國有企業新增貸款6.9萬億，占據78%的新增企業貸款，而民企新增貸款僅為1.5萬億，只占新增貸款的17%。而在2013年之前，這個數據還高達60%。　　在此背景之下，又有好事者在改革四十年之際提出，“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，應逐漸離場”。此言論結合持續收緊的信貸政策，一度引發民營經濟恐慌。當然，相關評論對此予以駁斥。同時，官方也連連發聲稱民營經濟不會離場。　　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、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提出，要完善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制度，國有企業的財產權不可侵犯，民營企業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，廢除對民營企業歧視性的法律政策和監管。　　即使如此，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并不樂觀。當前中國經濟已出現投資下行與消費降級現象，股市持續低迷，很多專家學者甚至借古喻今，預言金融危機將至。　　同時，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，有專家提出，中國經濟可能面臨兩大風險：一是低估了貿易摩擦的沖擊，導致政策反應遲滯，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；二是高估了外部沖擊，導致政策反應過度，甚至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轍。　　實際上，應對中美貿易戰，中國也從不同層面進行了相關反制。直接的有關稅，間接的有貨幣政策，更深層的還有整個經濟體制的持續改革。　　在金融領域，銀保監會的成立，金融維穩政策的持續出臺，無不深刻地影響著整個金融市場的發展。支持實體經濟以及去杠桿等已經成為基本方向。　　可以說，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，不僅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各產業發展和人民的生活，也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保險產業格局與發展方向。　　人事之爭，保險產業何所立？　　銀保監會成立當為今年金融行業最大變革。立足保險行業而言，頗有痛失母艦的傷感。從混合到分業，再到“一委一行兩會”，保險被銀行接管成為了中國金融監管機構改革發展的一大時代注腳。　　監管機構的變革帶來了政策的變化，也帶來了保險公司從市場形勢到人事管理的深刻影響。時代的漩渦之中，中流砥柱方能盡顯風流。當大型險企率先轉型，并逐漸收獲成效之時，浪潮之中的中小險企則有如隨波浮萍。　　大型險企的穩定與中小險企抗沖擊能力的不同，在政策變化面前顯露無遺。無論是早期的“保險姓保”，抑或是近期的“商車費改”，無不助推著行業的馬太效應。　　縱觀險企的出身，那些體量巨大的險企，那些中流砥柱，更多的依然是國有企業。所以，盡管上層建筑知道“國進民退”的影響，頻頻發聲支持民營經濟，但在更多的制度層面，甚至在市場的競爭搏殺中，卻在加劇這種趨勢。　　“國進民退”之際，保險公司的股權結構悄然變化，一些民營資本也被迫離場。此時，保險公司呈現出來的人事變化，一方面是世事變遷之下的人事代謝，另一方面則是應對市場競爭的焦慮之舉，當然還有股權變化的領袖之證。　　有文章指出，銀行統治下的保險業，有36家保險公司48個“一把手”出身銀行。這一邊是國有大型險企“一把手”多出身銀行系統，另一邊是銀行系險企“一把手”多出身國有銀行。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在“回歸保障”導向最明顯的年代里，中國保險行業的頂層設計與高管層卻出現了“銀行化”。保險產業地位已然被邊緣化。　　立身保險而言，“回歸保障”喊了快兩年，保險業務結構確實也在不斷優化改善，而“回歸保障”能否成為真正的號角，是否成為共識并落地，卻著實難以盡述。　　比如近期行業數據顯示，萬能險呈現抬頭趨勢。今年1至7月，91家壽險公司中開展萬能險業務的70家險企，萬能險保費收入合計近5000億元。　　前5家險企萬能險合計市場份額達64.8%，打下了萬能險半壁還多的江山。從同比增速來看，共有8家險企超過100%，最高的超過萬倍。　　再看巨災保險、農險、養老險，尤其是責任險，則沒有呈現出應有的水平。在責任險方面，除了交強險外，還有很多責任險都沒有得到更好的落地推廣。比如環責險，發展形勢依然不明朗。而眼下，醫療責任險很可能成為下一個強制責任險種。　　這不僅有公司發展方向的同質化，還有相關政策的不完善。產業之間的行政管理依舊存在很多不統一不協同的情況。相較發達市場，中國責任險長期被邊緣化。據人民日報文章，在發達國家，強制責任保險被普及于很多行業，多達上百類幾千種，占財產險業務的比重一般為20%，有的更高達40%。而目前我國的責任險只有十幾個品種，占財產險業務的比重不超過5%。　　同樣存在保障嚴重不足的還有養老保險。在“二孩政策”逐漸放開之際，養老這個社會矛盾也成為了當下的時代熱點。于是，“以房養老”“稅延養老”成為政策賦予行業的使命。整個中國，其實還有太多的保障需求沒有得到滿足。然而，整個保險產業對此又有何作為呢？　　以中國產業發展量質結構來衡量，確定中國是大國而非強國。那么以保障屬性與金融屬性結構來衡量，則可確定中國保險產業是大產業而非強產業，一些大型險企也僅是大企而非強企。　　保險行業立足之根本，其實是認清公司發展方向，實現KPI的導向性。在盈利導向之外，加強社會責任導向，加強合規管理，加強客戶服務，最根本的則是兼顧金融屬性的同時，加強保障屬性的產品開發與供應。　　這就要求險企要形成持續有效的治理機制，實現有序的人事變更。否則，股權變化帶來人事地震，人事地震帶來企業發展的地震。空降兵立足未穩，便又得人走茶涼，如此反復，企業發展也必然一再反復。行業的馬太效應只會加劇，不會改善。　　治理之爭，保險公司何所為？　　公司治理是企業立身之本。“三會一層”，章程制度，決定著企業的發展方向。馬太效應之下，“國進民退”之中，險企股權變化帶來了更多的人事變化。　　國有險企的人事變化，更多的是因為年事已高而進行的人事安排；而在民營險企，一部分是應對市場競爭的焦慮之舉，另一部分則是股權變化之上的領袖之證。　　如今，面對前所未有的市場壓力，中小險企換帥頻仍，部分險企曾經兩年兩換。今年以來到9月中旬，就有56家險企換帥。有文章總結原因中，除了正常的人事更替之外，更多的是競爭壓力之下對職業經理人的不滿。　　面對股東，職業經理人能做的，無疑是讓數據好看點，再好看點。因此，期交與躉交之爭的背后，并非保障與金融屬性之爭，而是KPI之爭。個險與銀保之爭，也同樣并非保障與金融屬性之爭，甚至并非渠道之爭，而依然是KPI之爭。　　無論是職場KPI還是生活奔小康，全中國都處于焦慮之中。馬拉松的比賽在全國各地進行，不禁想起中國教育產業的俗話，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。面對貧富差距持續擴大，面對行業馬太效應，誰都不想輸在起跑線上。　　但是，又有多少人想過，或許你就不應該參與這樣的競賽。“國進民退”反映的，其實正是在起跑線上已經注定的贏家，以及未來的贏家通吃。某些險企的股東或許本就不該出現在那個位置。　　保險行業里的那些已經發展起來的險企，已然進入了良性發展的軌道。而那些苦苦掙扎的，還妄想著彎道超車的險企，其實已經輸在起跑線上。因為這些險企往往已經選錯了跑道。　　保險公司治理要解決的問題，首先是市場定位，避實就虛解決生存問題，并加強內部人事、價值生產等各項管理，其次才是直面市場競爭，融入市場大環境，開疆拓土。一個沒有穩定治理的公司，在朝令夕改的制度之下，在人心惶惶的職場環境中，要實現有序的生產活動，誠為難矣。　　公司要發展，無非是管理的有效性，管理要發揮作用，無非是持續管理的一致性。按照一般管理學經驗，實現時間至少要3年。人事代謝，尤其是管理層的變更，往往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。一人之力可一飛沖天，一人之力亦可一敗涂地。　　此時，一人之力要發揮正面效果，就要實現持續有效的公司治理，這在于治理結構與治理制度的設定。　　保險公司的焦慮來自兩個方面：一個是馬太效應之下，中小險企圖存空間越來越小；另一個是科技推動之下，行業發展面臨著爆發的不確定性。一些險企甚至開業伊始便能盈利，叫人如何不羨慕。　　如俗世所言，這個時代在拋棄各種各樣的人。全中國都在焦慮，無時間之沉淀，中國從此再無文化大師。中國保險業同樣如此，資本逐利的焦慮之下，是對產業失去信心，是對職業經理人心生不滿。沉淀，“定而后能”已然被焦慮所替代，長期不盈利在保險業已不可接受。　　于是，保險行業迎來股權變化，引來重典治亂，引來人事代謝。作為職業經理人的高管，代表的無非是資本的意志。只是面對頻仍的人事變化，他能為誰謀劃？　　免責聲明：自媒體綜合提供的內容均源自自媒體，版權歸原作者所有，轉載請聯系原作者并獲許可。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，不代表新浪立場。若內容涉及投資建議，僅供參考勿作為投資依據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市需謹慎。　　：趙子牛